西方中心论下的中国主体历史界无为酿苦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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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中心论下的中国主体历史界无为酿苦果

流波纵谈人类起源文明发祥(一)

新文明文化史观系列讲座之一

——本节摘自流波《还原中华 改写人类文明史》

 

中华母体文明近代被撕裂。由于中华近代的落伍,“西方中心”论泛起,中华文明“西来说”也随着这种文化背景应运而生。中华文明“西来说”虽然早就受到中华有识之士的驳斥批判,著 名爱国学者梁启超先生在20世纪初常为中国居于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末鸣不平,不甘于中国古文明排位于埃及、巴比仑和印度之后,曾大声疾呼“中国乃世界文明之鼻祖”,但当时应者寥寥 。长期以来,西方学术界盛气凌人,国内知识界普遍存在对西方的盲崇,两者相对益彰,使得中华文明“西来说”一个时期以来甚嚣尘上,时不时出来折腾一番。中华文明今天面临的民族虚 无主义有其深厚的历史的根源。《论语》说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在整理古籍时,“述职方以除九丘”、“断自唐虞以下讫于周”, 剪裁了他认为不合适的许多上古档案史料,将尧舜时代 一直到三代周的历史截断了,更别说以往的历史了。到司马迁时,继承孔丘历史观,不究先秦史籍所载古民族图腾的内涵,怀疑《山海经》、《禹本纪》等史书的真实性,“至《禹本纪》、 《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将“三皇五帝”史当成了“怪力乱神”的神话。到近代,西方中心论、民族虚无主义大合唱,活生生地要将人类文明的源体、母体进行最大限度的压缩 、扭曲、变形、分断、撕裂,而这一过程,有的是学术无知的跟风,有的是要达到种种目的。

中国主体历史界无为画地为牢酿恶果。英国的崔瑞德(D. Twitchett)与美国的费正清(John K. Fairbank)共同担任主编的《剑桥中国秦汉史》,1992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中文本, 书中“总编辑序”说:

当十多年前开始计划编写《剑桥中国史》时,本来当然打算从中国历史的最早时期写起。但是,在我们着手写这部丛书的几年时期中,我们不论对中国史前知识,或是对公元前第一个千年大 部分时期的知识,都因大量的考古发现而发生了变化;这些发现始于20世纪20年代,而自70年代以来取得了越来越大的发展。这一大批新材料一再改变了我们对早期史的看法,而且至今还没 有对这些新的证据和传统的文字记载作出任何普遍公认的综合。尽管屡次作出努力,试图计划并写出能够总结我们早期中国知识现状的一卷或几卷著作,但事实证明现在尚不能做到这一点。 很可能还需要10年功夫,才能对所有的新发现进行可能有一定持久价值的综合。因此,出于无奈,我们在编写《剑桥中国史》时,就从秦汉这两个最早的帝国政体开始。

几十年来,我们的考古取得了长足发展,显示中华文明是人类文明源头的考古成果一个接着一个,但为什么我们的历史界竟是不能对自己的伟大文明的最新成果进行有效的梳理总结呢?以至 于西方学者也由于“至今还没有对这些新的证据和传统的文字记载作出任何普遍公认的综合”而“出于无奈,我们在编写《剑桥中国史》时,就从秦汉这两个最早的帝国政体开始”。但几十 年来,民间爱国人士、有识之士如当年的梁启超先生般为中华文明所蒙受不应有的境况鸣不平、大声疾呼,以个人的微薄的财力物力人力长期不懈地奋斗!笔者深深为这些高擎起中华文明文 化、为真理而战的中华民族真正的文化脊梁所感染,也深刻认识到对中华文明文化误解的化解其实就是对人类文明文化进程的正本清源,从而为人类文明的发展走向健康、和谐、进步的繁荣 之路而不是继续在弱肉强食的假大空中恶性循环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在这里,笔者要再次向吉林的宫玉海先生、湖南的林河先生、北京的王大有先生、重庆的史式先生、广东的董立章先生等 致力于洗刷中华文明文化污垢、还原中华并人类文明文化史本来面目的仁人志士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2014年11月18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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