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责疑古派反思西方中心论历史命题

流波《源》导言摘节一

疑古湮灭中华历史

由于中华近代的落伍,“西方中心”论泛起,中华文明“西来说”也随着这种文化背景应运而生。中华文明“西来说”虽然早就受到中华有识之士的驳斥批判,著名爱国学者梁启超先生在20世纪初常为中国居于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末鸣不平,不甘于中国古文明排位于埃及、巴比仑和印度之后,曾大声疾呼“中国乃世界文明之鼻祖”,但当时应者寥寥。长期以来,西方学术界盛气凌人,国内知识界普遍存在对西方的盲崇,两者相对益彰,使得中华文明“西来说”一个时期以来甚嚣尘上,时不时出来折腾一番。中华文明今天面临的民族虚无主义有其深厚的历史的根源。《论语》说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在整理古籍时,“述职方以除九丘”、“断自唐虞以下讫于周”,剪裁了他认为不合适的许多上古档案史料,将尧舜时代一直到三代周的历史截断了,更别说以往的历史了。到司马迁时,继承孔丘历史观,不究先秦史籍所载古民族图腾的内涵,怀疑《山海经》、《禹本纪》等史书的真实性,“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将“三皇五帝”史当成了“怪力乱神”的神话。到近代,西方中心论、民族虚无主义大合唱,活生生地要将人类文明的源体、母体进行最大限度的压缩、扭曲、变形、分断、撕裂,而这一过程,有的是学术无知的跟风,有的是要达到种种目的。

英国的崔瑞德(D. Twitchett)与美国的费正清(John K. Fairbank)共同担任主编的《剑桥中国秦汉史》,1992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中文本,书中“总编辑序”说:

当十多年前开始计划编写《剑桥中国史》时,本来当然打算从中国历史的最早时期写起。但是,在我们着手写这部丛书的几年时期中,我们不论对中国史前知识,或是对公元前第一个千年大部分时期的知识,都因大量的考古发现而发生了变化;这些发现始于20世纪20年代,而自70年代以来取得了越来越大的发展。这一大批新材料一再改变了我们对早期史的看法,而且至今还没有对这些新的证据和传统文字记载作出任何普遍公认的综合。尽管屡次作出努力,试图计划并写出能够总结我们早期中国知识现状的一卷或几卷著作,但事实证明现在尚不能做到这一点。很可能还需要10年功夫,才能对所有的新发现进行可能有一定持久价值的综合。因此,出于无奈,我们在编写《剑桥中国史》时,就从秦汉这两个最早的帝国政体开始

几十年来,我们的考古取得了长足发展,显示中华文明是人类文明源头的考古成果一个接着一个,但为什么我们的历史界竟是不能对自己的伟大文明的最新成果进行有效的梳理总结呢?以至于西方学者也由于“至今还没有对这些新的证据和传统的文字记载作出任何普遍公认的综合”“出于无奈,我们在编写《剑桥中国史》时,就从秦汉这两个最早的帝国政体开始”。但几十年来,民间爱国人士、有识之士如当年的梁启超先生般为中华文明所蒙受不应有的境况鸣不平、大声疾呼,以个人的微薄的财力物力人力长期不懈地奋斗!笔者深深为这些高擎起中华文明文化、为真理而战的中华民族真正的文化脊梁所感染,也深刻认识到对中华文明文化误解的化解其实就是对人类文明文化进程的正本清源,从而为人类文明的发展走向健康、和谐、进步的繁荣之路而不是继续在弱肉强食的假大空中恶性循环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在这里,笔者要再次向吉林的宫玉海先生、湖南的林河先生、北京的王大有先生、重庆的史式先生、广东的董立章先生等致力于洗刷中华文明文化污垢、还原中华并人类文明文化史本来面目的仁人志士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反思西方中心论下的历史命题

研究人类起源文明发展史的关键是要有一个基本准确的方向,要理顺出一个基本符合人类历史发展本身的史学框图来,不能主次颠倒、干枝错位。不幸的是今天的人类历史学认识和研究并没有随着考古的突破而有相应的进步,过去以西方中心论背景下形成的一些历史认识、命题还在大行其道,流行于世,充斥着人们的头脑;非但如此,这些观念还正在成为人们常识性的知识和思维的基本逻辑,这是人类历史的巨大不幸与悲哀,也是人类史学研究必须加以拨乱反正的大是大非问题。

比喻说“人类起源于非洲”这个命题的提出和研究本身是没有什么错的,只要事实、史实、科学和考古的验证能证明这命题成立,这样的话,不仅没有什么错,而且是对人类历史的重大贡献。人们曾抱着欧洲是人类进化中心的观点是因为当时史前考古多集中于这门学科的发祥地法英等欧洲国家;20世纪60年代西方科学家在北非埃及首都开罗西南约100公里的法尤姆地区发现了3500万年前的高等灵长类化石,从而形成了人类起源于非洲的假说;当爪哇直立猿人、北京猿人的发现时同样使“人类起源于亚洲”风靡一时;而当非洲陆续发现了比较系统的300100万年前的南方古猿化石时又回到了“人类起源于非洲”命题上来,这些都正常反映了人类起源研究发展的过程,是无可厚非的。现在的问题是,如果史实、事实、考古和科学越来越证明“非洲起源”论的无可非议当然是好事,说明我们的研究是越来越向人类发展的真本靠拢;而实际的研究却变了味甚至正在向相反的方向发展,任凭想象亚洲(中国)或其它地方的现代人类突然消亡不存在了,代之而来的是非洲考古出来的这些几万年或十几万年的人类的突然出现并替代了假设消亡的原始人类或原住人类,这是科学还是臆想?给这一谬论推波助澜的分子遗传假说的最大谬误在于:首先肯定“人类起源于非洲”、“现代人类是从非洲走来”这两个准前题,然后来证明中国人、其它地方的人的基因与非洲人相似,就断言其它地方的人是从非洲来的。同样的道理不是也可以断言非洲、欧洲的人是来自中华人种(黄种人)的吗?且从进化程度来看,中华人种不高不矮,智商最高,进化最为成熟。英国阿尔斯特大学名誉教授理查德·林恩于1977年开始进入人种智商这一领域的研究,经过近三十年的不懈努力,在收集研究了130个国家的智商测试后,得出的研究结论是:中国人是全世界最聪明的人,他们拥有全世界最高的智商,平均值为105,明显高于其他的人种。研究中脑容量也证实了这一点:东亚人的平均脑容量为1416cc,欧洲人的脑容量为1367cc,而撒哈拉地区的非洲人脑容量为1282cc

比喻说,人类文明发祥最早是“两河流域苏美尔人创造的文明”这一世界史教科书中基本认定了的观点,其实连提出这一观点的西方学者也承认创造两河流域最早文明的苏美尔人是突然出现的,人种也是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的,语言也与汉语相似。进而述之,古印度、古埃及文明的创造都具突发性,创造者的身份也明显地带有中华色彩。美洲、澳洲和海洋岛屿中发现的一些古文明就更不要说了,这由至近代的所谓的土著人都还是中华人种所充分见证。

比喻说“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一说在中国学术界是基本铁定的历史观,但随着近几十年来长江流域考古新发现直接形成了对这一观点的怀疑冲击,如长江流域上万年以上水稻农耕文明遗址的相继发现,从根本上动摇了黄河流域中心论的观点。而历史上黄帝战胜末代炎帝和长江流域文明的最后捍卫者蚩尤后黄河文明逐渐成为6000年来中华文明的正统,才使得央央中华上万几千年的伏羲、神农、炎帝时代的历史化为乌有成为神化,黄河流域一些早期文明由于还晚于了从长江流域迁徙于西亚东北非的早期糯民(种糯稻的农耕人)建立的农耕文明,如苏美尔文明、古埃及文明等等,由此也使得西方一些学者和国内的疑古派、媚外者借此谵诌中华民族及文明来自西亚中东北非的口实。

比喻说,500年来“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的谎言流遍全球,而历史的真相表明,中华先祖于万多年前就从中华本土或陆桥或洋流赴美洲开拓,且大部众赴美洲开拓的历史直到距今3000多年前的殷商时期才停止,以后直到近代都有中华奇士陆续赴美一个时期互有来往。中国文物在美洲不断的发现,如墨西哥发现的“大齐田人之墓”的墓碑,是中华战国时代的遗迹;在墨西哥发现的中华人模样的泥像和泥塑佛像数百尊,旁边还有以中国绳索贯串的古铜币数十枚;秘鲁北部喜太(Truillo)山洞中发现的祼体美女神铜像上,双手提着的铜牌,两牌各铸“武当山”三汉字,字体介于隶楷之间;东晋的法显高僧和南齐的慧深和尚都到过美洲, 慧深著有《扶桑国记》;英国学者加文·孟席斯提出的郑和发现美洲早在西方引起关注……

比喻说谈到汉字与英语等西方拼音文字的优劣时,由于近一百多年来西方中心论占主导地位和与之相配套的理论、教育使大多数人会毫不迟疑的说汉字太难不如英语等西方字母文字容易学或先进。而事实是,无论拼音文字怎么发展,它的这种线性结构(结板性)、对新事务表达时必须创造新词(单词)的累积性(死质性、垃圾性)、表达事务时的繁冗复杂性(语序、语法的冗余繁复)都表明了其天然的弱质和难学。中华汉字的前身由最早的几万到万几千年的图画符到八、九千年的早期抽象刻划文(包括早期甲骨文)到比较成熟的几千年的陶文、甲骨文等积奠发展而来,最早的甲骨文出土是距今近9000年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而由中华古形象文字衍生出来的字母文字最早的历史只能上朔到距今3500年左右,其史源字母是由中华互人(西方叫腓尼基人)所创,叫腓尼基字母;中华三千多年前殷商甲骨文已具有六书,即:象形、指示、形声、会意、假借、转注,西文与中华如此丰富、多功能的由几万年历史积淀发展而来的语言文字相比何止相差千万里,但由于近代西方的崛起和全球殖民,才使得西方这一由中华象形文字在海外的变体——埃及圣书字、巴比伦楔形字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线型字母文字反而流遍全球,成为强势语言,这其实也是人类文明文化发展的大倒退,线型拼音语言文字也是后来并延续到今天种族冲突、不同语言国家纷争不断的根源之一。

另外,西方历史学者刻意区分文明与文化的概念,什么“文化(culture)”是一个属于石器时代范畴的概念,用于专指石器时代特别是新石器时代包括金石并用时代的原始部落人类遗迹;而“文明(civilization)”是属于青铜时代范畴的概念,专指人类进入青铜时代以后的国家阶段。这种区分本身就极为荒谬:试想,人类的历史发展基于基本的常识也是先有了基本的文明,然后才来有相应的基本的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你现在生硬的人为的规定石器时代的文明反倒不是文明是文化,而青铜器时代的文明才是所谓的“文明”,以为这样就可以将中华时间上远远早于其它文明的农耕文明排除在了“文明”之外,不管你中华考古发现出万年、万几千年的文明,那都不是“文明”,只是又多了个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而已。这种违背历史发展基本逻辑的史学研究也是造成我们对历史真本认识迷途的重要原因,必须加以拨乱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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