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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探源:神农与“医易同原” 的古史新证

鄧宏海

    神农氏炎帝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始祖之一。这已是举世公认的定论,但一直没有得到大量而系统之考古学证据的充分验证。有关神农炎帝事迹的记载,一直被视为神话传说;且各古籍的记载参差不齐,以致不少地方都在争作神农炎帝的故里。更为困难的是,神农氏炎帝事迹发生在无文字记忆系统的史前,因而无出土文字材料可按常规法同古籍记载相对证。在此情况下,如何把神农氏炎帝的神话传说落实成信史,一直是炎黄子孙们期待攻克的难题。

    近百年来国内外考古学研究的发展、特别是近二十年来认识考古学的进展表明,古代流传下来的神话传说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只要将同一主题下的神话传说材料加以系统化,将考古出土的围绕这一主题的标记材料加以系统化,从这二者的对证中把有关神话传说的每一要点落实到出土材料所充分验证的认识进化过程中,就可使这些神话传说还原成古史新证的信史。本书就是围绕神农氏炎帝这个主题做这种研究的一次尝试。

   在无书写文字的中国史前社会,对其发展的某个阶段如何判断年代?这一直被看成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自从張政烺先生對數字卦的研究取得突破性進展以來,这个难题的攻克就有了希望。原来眾多學者依據日益增多的有關出土材料,證實數字卦作为易卦的一種早期形態,其常用數字组合,从上古到西汉初期這数千多年中,經歷了一個随时代的变迁而演变的過程。由此,一种特定的数字组合出现的考古学年代,就可用来对这种数字卦流行时代的年代作出客观判断。下面,我们就用这种方法来研究神农时代的年代。

    标志神农时代的数字卦

    張政烺先生提到﹕“四川理番縣版岩墓葬出陶製雙耳罐﹐上有銘文‘數字卦所使用的數字有九和十 (3) 。對此﹐李學勤先生做了廣泛而精深的考證﹐指明﹕“這批墓葬的時代﹐上起秦統一巴蜀之後﹐下迄西漢晚期”﹐屬“氐羌民族文化”﹔據《詩•商頌•殷武》“昔有成湯﹐自彼氐羌”﹑《逸周書•王會》“氐羌以鸞鳥”和《山海經•大荒西經》“炎帝之孫曰靈絜﹐靈絜生互()人﹐是能上下於天”等古文記載﹐可看出他們“是西方長於畜牧的民族”﹐“氐與羌均自認出於炎帝”﹔“石棺墓從考古學看確與甘青地區的古代文化有關。刻有筮數的雙耳陶罐﹐形制近似甘青地區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的陶罐”(5)。既然他們是炎帝部族的後裔﹐這些最為複雜的數字卦就是他們繼承其祖傳舊法的證據﹔他們自會保留其祖傳的以一﹑六﹑七﹑八﹑九或十组成的數字卦體系﹐就像作為古東夷族後裔的彝族保留其祖傳的奇偶占筮法一樣。自從孔子提出“天子失官,學在四夷”(《左傳•昭公十七年》)以來,“失禮而求諸野”(《漢書•藝文志》)已成為普遍有效的治學方法,而被歷代學者的研究所驗證;邊裔民族的這些文物和習俗證明其祖傳實有其法。

    更重要的是,这套以一﹑六﹑七﹑八﹑十组成的數字卦的史前存在及其前身,现已发现,并有考古学证据来直接予以确证。据其发掘报告,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出土的器物中,有两件明显刻有与上述刻划笔法相同的数字卦。一件是鹿角器标本T0512IV7,其“器身刻有数组由条、角线组成的刻划装饰” (图1.1.1),另一件是木锥标本T04095A1,其“扁舌端刻有两个‘元’字形符号,反面刻三捺” (图1.1.2)。从其图示来看,前者的“条、角线组合”上下两端的两侧共有9组,每组都由6个“条、角线”组成;后者的“两个‘元’字形符号”实际上也是由6个“条、角线”组成,其“反面刻三捺”即由3个“条线”组成F43可见,它们同其后世数字卦一样,“都是由三個或六個數字構成的組合”,“三個數字的是單卦(八卦)”﹐ “六個數字的是重卦(六十四卦)4更明显的是,它们“条、角线”的刻划笔法,同后世数字卦完全相同;其“条线”有两种,一是横条线,同后世数字卦中相当于汉文数字“一”的古数字“”完全一样,另一是纵线纹,同后世数字卦中相当于汉文数字“十”的古数字“∣”完全一样;其“角线”也有两种,一是重合的角线,同后世数字卦中相当于汉文数字“六”的古数字“∧”完全一样,另一是分开的角线或“入”字形,同后世数字卦中相当于汉文数字“八”的古数字“入”或“八”完全一样F43。因此,它们同后世数字卦完全一样,可翻译成相应的汉文数字,从而按照“奇数是阳爻、偶数是阴爻”的原则,写出其相当于《周易》的卦名。

鹿角器标本T0512IV79组数字(图1.1.1):

编号   原文           释文      经卦     别卦

 

1.1.1鹿角器标本T0512IV7上的数字卦(F43)

1.   ∧ 入- - - -   六八一一一一    震 乾   大壮

      2.    入 ∧- - - -   八六一一一一    震 乾   大壮

3.   - - - -入 ∧   一一一一八六    乾 艮   

4.   入 ∧- - - -   八六一一一一    震 乾    大壮

5.    ││ - - - -   十十一一一一    震 乾    大壮

6.   - - - - -    一一一一一十    乾 巽   

7.   - - - -   三一一十一一    乾兑   

8.   - - - -入 入   一一一一八八    乾 艮   

9.   = - 入 ∧││  二一八六十十    坎 坤   

1.1.2木锥标本T04095A1上的数字卦(F43)

木锥标本T04095A1

10.  - - - -   一一八一一八     巽 巽   

11.  │││         十十十          

    这件鹿角器上的9条,都是6个数字组成;其中第16和第8条,所使用的數字有一、六、八和十,显得同四川理番縣版岩墓葬所出陶罐上的数字卦所用古数字相同,属于神农式数字卦;所不同的是,跨湖桥的这9条数字卦中完全没有古数字九和七,而理番县的数字卦中有数字九和七。这表明,跨湖桥遗址所在的距今8000-7000年期间,古数字九和七尚未发明;理番县氐羌人所用数字九和七是从后世西方人那里学来的。

    与此7条不同的是,这件鹿角器上第7和第9条,所使用的數字有一、二、三、六、八和十,显得既与四川理番縣版岩墓葬所出陶罐上的数字卦大同小异,又与江蘇海安縣青墩遺址所出鹿角器上的数字卦小同大异,其处于由前神农时代向神农时代转变的状态由此全盘托出。张政烺先生的考证已鉴定,江蘇海安縣青墩遺址所出的这些数字卦,所用數目字有二﹑三﹑四, 為數字卦的早期形式﹑即伏羲時代的數字卦之遗留。据跨湖桥遗址发掘者鉴定,这件鹿角器标本T0512IV7,出土于20012002年发掘区湖相IV层,年代距今8,200-7,800F43,正处于东方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由网罟渔猎采集为主的伏羲时代,向农作畜牧为主之神农时代转变的过渡阶段。这件鹿角器上的9条数字卦之数字构成由伏羲式向神农式转变的状态,正好是当时这种时代特征的反映;它们直接刻录了数字卦进化史上的这一大转变,并以此反映了东方新石器时代早期社会经历的这次大转变。

    这件木锥上的2条,一条是6个数字;另一条是3个数字,所用数字一、八和十,属典型神农式数字卦。据其发掘者鉴定,此木锥标本T04095A1,出土于20012002年发掘区的(5)层,年代距今7,200-7,000F43,正值野生物种的驯化接近完成的神农时代的鼎盛时期。此2条神农式数字卦的定型,也正好同这里的神农氏当时所主导的农业发展相适应。

    发现这两组各具时代特征之数字卦,在距今8,000-7,000年的跨湖桥文化中曾经通行的事实,所具有的学术意义之重大,如今是无法充分估量的。这里,仅就其在易学思维发展史、特别是数字卦进化史上的意义,提出以下几点。

    与这些数字卦同出的,有尚未完成驯化的稻谷和家猪遗存,来标志跨湖桥文化正处于农业起源的关键阶段,即由野生物种向完全驯化品种转变的转折阶段。其中,既有原始栽培稻谷,来印证《管子》“神农种谷于淇田之阳,九洲之人,乃知谷食”的传说;又有作为首要农作工具的骨耜和原始耒 B 型棒杆形器”(图1.1.3),同《易传》“神农氏作,斲木为耜,揉木为耒”的记载相对证67;还有盛着“植物茎枝”作“煎药”的“中药罐”(图1.1.4),来落实“神农尝百草”的传说为考证中草药的起源“提

 图1.1.4 跨湖桥遗址出土的藥釜和藥材(F43

    供了重要线索”F43。此三者的如此“巧合”,正好以考古学证据来核实“药食同源”于神农氏的传说,同时也用该氏族在农业兴起中起关键作用的史实对神农氏的来历作了最实事求是的注释:新石器时代的东方有多个农业起源中心,每个起源中心的农业兴起都有其起关键作用的氏族,这样的氏族在后世的祖先崇拜中都被尊称为神农氏。这样一来,古籍传说中关于神农出生地、活动地、埋葬地有多处的记载,就不奇怪了。这个在长江下游地区引导农业兴起和发展的神农氏使用数字卦的特定传统,在时移数千年、境迁数千里之后,仍然由其后裔流传下来,以致其遥相对应的数字卦,可确证上述炎帝部族後裔所保留的以一、六﹑七﹑八﹑九或十表達的數字卦體系,确实来自他們对其祖傳舊法的继承。

这些数字卦与中药罐的同出,也为历代文献所载的“易医同源”论提供了新证。从人类认识能力进化的历程来看,东方人类只有在其认识能力达到能用数字卦表达和理解天文地理、星象物候的程度,才能在世代相传的仰观俯察中开始产生后世所总结的“天人合一”的体会,才能在世代相传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逐渐尝试和发现各种动植物的医疗作用,从而在经验摸索中逐渐走向用自然之物治疗自然之人体的道路。此二者在该遗址的同出似乎是偶然的巧合,但是,支配于其中的是易医同源于对自然有机整体的观察和利用的必然性。

跨湖桥文化的这些数字卦中,有些数字组合按照“奇数是阳爻、偶数是阴爻”的原则,相当于《周易》的同一卦,如大壮等,但其数字组成不同。这些数字组合所表达的事物,看来同属于一大类,但其不同的数字构成则表达其中不同的分类。这种情况表明,当时这些数字卦就是用来表达特定类别之事物的,而不是用于占筮。

跨湖桥文化的这些数字卦中,有2组刻划于木锥上,为证实古籍所传“書卦於木”提供了迄今最早的考古学证据。据其发掘者报告,该遗址所存木锥,“利用火烤法增加其硬度”,加之其随后被海侵而淹没于海水中直至上世纪后半叶,以致未腐朽而得以实物出土F43。这类木锥,特别是刻有数字标记的,实为当时居民使用的算策,乃后世算策之祖辈。因此,跨湖桥文化的这件刻有数字卦的算策,也为筮数、筮法乃至数字卦本身起源于先民策算实践,提供了最早的考古学证据。可惜,其他古代遗址中埋没的算策,没有受到这样特殊条件的保护而未能保存下来,以致考古学家们在中国境内至今尚未发现早于古埃及圣书字和两河流域楔形文字之前就在通行的卦数文字体系。跨湖桥文化这件鹿角器上的数字卦,同后来崧泽文化鹿角器上的数字卦相照应,证实在距今80006000年间,至少浙江至江苏一带东南沿海地区的居民,曾共同以鹿角为一种载体,来使用卦数文字体系。

跨湖桥遗址出土的这些数字卦,比江苏海安青墩发现的数字卦还早,似乎可看成是原始数字卦。但是,从其数字结构来看,已远离原始状态;即使从其数字的笔划和分别成单卦、重卦排列组合的情况来看,也同高度发达的商、周数字卦相近似。这就表明,它们还不是数字卦的源头;在它们之前必有很长的孕育、萌芽、生长和发育的进化阶段。因此,我们把这类神农式数字卦之前的进化阶段定义为伏羲易(8),既是中国文献学与考古学研究相对证而达到一致的必然,也是东方人类思维进化之逻辑与历史顺序内在一致性所决定的必然。

既然跨湖桥遗址出土的早期数字卦处于伏羲式向神农式的转变中、晚期出土的才是神农式数字卦,既然跨湖桥遗址中的文化遗存印证了神农氏主导药食同源的传说,那么,跨湖桥遗址的年代就为落实神农时代的年代学研究提供了考古学依据。跨湖桥遗址的年代,已由其发掘者断定为距今8000-7000F43;考虑到长江中游地区于7400-6500年间的高庙文化F67F68、黄河流域各地于7000-6000年间的仰韶文化F90-F102对神农氏传说的印证,我们将神农时代落实在距今7500-6000年之间。这样依据数字卦进化史的这一特定阶段之确立的考古学证据来落实神农时代的年代,就为我们推断作为其前期进化阶段的伏羲时代、其后期进化阶段的黄帝时代及整个易学史分期树立了年代学基准点。

    二. 跨湖桥文化对神农传说的印证

    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保留有许多超时代文化遗存,使考古学家们感到它们“很难与与距今七八千年的时间概念相联系”F43。其中既有原始栽培稻和南方最早的家猪,也有无比丰富的彩陶。其遗存彩陶的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和年代之早,不仅远超周围地区的同期和后期文化遗址,而且也胜过其它彩陶起源中心,包括西北地区的大地湾一期文化和长江中游地区之彭头山文化的后续文化 ― 皂市下层文化F43。考古学家们对世界各地彩陶起源地考察发现,彩陶是原始农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凡是彩陶出现早的地区,其原始农业也必然发达9。既然如此,彩陶同原始农业的发达之间就必有其内在联系的机制。因此,除上述几方面的考古学证据验证神农传说外,跨湖桥文化居民随其原始农业发达而开创彩陶的大量事实,对证《逸周书》所载“神农耕而陶”而确证:陶器与农业同源;彩陶与原始农业发达共兴(10)

跨湖桥遗址中发达的原始农业文化揭示其间的内在机制。原来其彩陶纹饰的主题,同上述大地湾一期文化彩陶一样,也是集中于敬授民时;正是由于所展示的一幅幅授时图,适应了氏族成员们适时农作的需要,这些彩陶才加速发展起来。这些彩陶器上所饰授时图,除了授阴历的外,就是阳历授时图。

跨湖桥文化彩陶器上的阳历授时图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类,而同神农“正四時之制”、“峻極於天”的传说相对证F43

    1)专为敬授民时的阳历图(图1.2.1):如陶罐标本T04118A117“折颈处绘有一周条带与破浪纹配合的米白色厚彩,肩部施米白厚彩的米字纹”F43,如其图所示,这米字纹有4个,呈环圆周等距对称分布,如此将四等分太阳年的四时,以“米白厚彩的米字纹”标志得鲜明突出,显然,是在强调光芒射向四面八方之太阳的四时对稻作生产的重要!其G型陶罐多件,都饰有主题纹对称分布的图案,都按四象八卦,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同四时八节相对应,而呈现出多种多样的阳历授时图。其中“彩纹保存最好的一件”,是标本T04105A24(图1.2.2)。其“双耳之间的中部位置有对称分布的条带、点彩带纹,双耳正面各有一个“田”字形彩纹”,如其图所示,此环肩部圆周“对称分布的条带”F43,按四象同四等分太阳年的四时相对应,正好是将一阳历年的四时予以准确表达;这“双耳正面各有一个‘田’字”更是开后世陶器口沿契刻此代表震卦之卦象文字的先河,把春播和秋收之田间劳作的时令予以突出。陶豆盘标本T04114):8“盘内施彩,由中圆和边缘的四个割弧组成”F43(图1.2.3)。如其图所示,只要一看这“中圆”的太阳形象,就明白这是以圆周等分成“四个割弧”的几何图形,来演示将周年四等分之四时的阳历。此图画制作得的如此规整,非经过长期日影观测操作和几何作图训练不可,这本身就是跨湖桥人之天文观测和几何作图知识及技能达到敬授阳历之水准的铁证。陶豆盘标本T0512III9“口沿残见四组弧形垂挂红彩,下面一圈红带,中部为向心分布的矩形红彩图案”F43(图1.2.4)。如其图所示,这“向心分布的矩形红彩”两条似正交成十字形,当是四时的标志;口沿上“四组”红彩夹有三个白彩弧边三角形,全圆周似有八个这样的三角形,当是八节的标志,二者合起来便是周年四时八节的阳历授时图。

    2)阳历记数和授时兼用图(图1.2.5):如陶罐标本T05115A11“折肩上施红衣,肩的上缘施点状厚彩一周,下缘施十字形厚彩一周,肩中施4个等距齿轮状(太阳)厚彩纹”F43,这“4个等距太阳厚彩纹”将四等分太阳年的四时标志得如此鲜明生动,以致人们一眼就可看出这是一幅精美的阳历授时图!还值得注意的是,这“上缘施点状厚彩一周”计有28个点,如上节所述,乃远古以来记月象的4*7,即阴历月之基本日数;“下缘施十字形厚彩一周”计有36个十字,乃中古以来计闰年的4*9,即易经中老阳之数9的来源,二者之和为64,正是伏羲卦系的64卦之数,其6倍之数384,正是闰月年之日数。由此看来,跨湖桥人施所有这些厚彩之纹是大有讲究的,其中他们寻找阳历年的日数和阴历月的日数两者之最小公倍数的用意明显,他们探索197闰法以创建阴阳历的心迹袒露!尽管由此尚不足以断言他们已找到了197闰法,但也足以确证他们在向这个目标的前进途中已走完了一大半。

1.2.1 陶罐标本T04118A117上的授时图(F43)

1.2.2 陶罐标本T04105A24上的授时图(F43)

1.2.3陶豆盘标本T04114):8上的授时图(F43)

   1.2.3 B型棒杆形器标本T0411湖田:38(F43)

1.2.4陶豆盘标本T0512III9的授时图(F43)

 

 1.2.5陶罐标本T105115A11上的授时图(F43)

 

1.2.6陶圈足盘标本T04097):A3上的授时图(F43)

1.2.7陶圈足标本T05106A7上的授时图(F43)

    (3)用于日影观测的仪表图(图1.2.6):与这些彩色授时图相印证的,该遗址还出土大量用装饰在陶器上的乳钉或镂孔作标记的日影观测或阳历记数图。如陶圈足盘标本T04097A3“折沿外有八个小凸鋬,下接纵向锯齿状凸棱,等距分布,残剩三条,位置刚好与沿部凸鋬相对应。”F43此件如此精心设计制作,确保了上下标记等距对应,显然是为精密观测周年八节日影之用,因此,此件也是跨湖桥人之天文观测和几何作图知识及技能达到敬授阳历之水准的铁证。又如陶圈足标本T05106A7“镂孔较特殊,以四大方孔分隔,间以卜、工字形镂孔”F43(1.2.7)如其图所示,这四大方孔及其间镂孔的环周对称分布,正好按四象八卦,同周年四时八节相对应,从而显现其用于观测记载每年四时八节之日影的功能。 

    第三节  神农时代对伏羲时代的继承和发展

    跨湖桥人这些超时代的文化成就,无不显出伏羲卦数及其奠基的天文历法和其它民生实用科技的光辉。正如其发掘者所断定,这些绝不只是来自本地土著文化、如上山文化的独自发展;而必有赖于本地土著文化与外来先进文化的交流所产生的杂交优势。这些外来先进文化从何而来?尽管其发掘者只考证了跨湖桥遗址同长江中游洞庭湖地区之皂市下层文化的交流,但贾湖文化沿江淮流域东迁而传来的影响、特别是其精神文化的影响,则是比比皆是F38。除了共有原始栽培稻、家猪、家狗、作农业工具用的耜、磨盘和磨棒等大宗外,二者都兴契刻数字卦、且多刻在骨器或锥形器上;数字卦的进化谱系证明了其间有伏羲卦数知识的承传。拥有孔数成系列的骨笛,已被鉴定是先民行候气历法所用之律管(11),是贾湖文化最独特的特征,而跨湖桥文化也有孔数成系列的骨笛,且比其后该地区之河姆渡文化的骨笛在进化谱系中更接近贾湖骨笛(图1.2.8),因此此类器具的进化谱系也证明它们之间有历法知识的传递。跨湖桥文化陶器纹饰对阴历和阳历的图示和标记,除了来自皂市下层文化和自己创作的外,如乳钉、十字纹、太阳纹等许多都引自贾湖文化F38

 

1.2.8骨笛(T0410(6)A:32 T04096A16) (F43)

    距今9000-7800年的河南舞陽賈湖遗址,位于古称濮阳的湖泽地区,与其作为一大稻作农业起源中心之遗迹相对应的是,出土有多组标记材料,以多种载体刻录四象、八卦对四时、八节的表达,相互印证地显示了賈湖人应用伏羲八卦发明和发展阳历的创举。他们留下的四個二對和八個四對成串的穿孔石珠、八個穿孔龜甲同石子的组合、龜甲穿孔旁边刻录的卦象文字、七孔八音骨笛、末端刻有十字纹的“测量用垂球”、“制作规整”的三个石璧及“孔壁光滑”的穿孔石器、7件“契刻骨板”、刻有13组线纹的穿孔野猪獠“牙饰”、大量刻录有数字卦的骨器和陶器等,都纷纷呈现出迄今发现的最原始的面貌,分别按四象八卦模式同四时八节一致对应,以其协同进化中的对等关系相互印证:賈湖人已创立了八卦模式和土圭测影法,用来测定二至、二分乃至八节;其B型奓口陶罐“多出自墓葬”、“素面,束颈部一周四或八个乳钉纹”,如标本M3256“上腹对称四个圆乳钉”、M223“颈下一周八个圆乳钉”(F38),更是以其将圆周四或八等分,来表示此四时或八节对一太阳年的四或八等分,从而开创出世界上最早的阳历。贾湖遗址遗保留如此充分而系统的实物材料,同古籍所載“大迹出雷泽,华胥履之,生宓羲”(《太平御览》卷七八)、“陈(今河南淮陽),太昊之虚”(《左传•昭公17年》)、伏羲 “都宛丘(今河南淮陽)” (《竹書紀年》)和各民族传说的“洪水遗民”故事等相对证,以贾湖人完善阴历、开创原始阳历而为阴阳合历的发展开辟道路的的划时代科技成就,以他們把伏羲卦數作數學和實用科技体现在器具製作和土建工程中的业绩,把这些传说还原为信史到恰到好处,以致贾湖遗址的发掘者从其中的遗迹遗存看出该遗址同伏羲氏族的联系F38

    跨湖桥人对伏羲卦数及其奠基的天文历法和其它民生实用科技的发展,使人类驯化和利用农作物的事业在前进的道路上迈出了关键性步骤,从而为中国上古社会由伏羲时代过渡到神农时代,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们所做的这些贡献,不仅表现在跨湖桥文化早、晚期野稻和野猪驯化程度的差异中,也不仅表现其早、晚期数字卦的区别中,而且也体现在其早、晚期授时图的比较中。例如将陶罐标本T04118A117与陶罐标本T05115A11上的授时图相比较,前者只是简单的阳历四时图,同贾湖文化用环周等距对称分布之四乳钉表示的原始四分历差不多;后者则在内容和形式上复杂的多,除了授阳历四时之外,还有同阴历计数相配合而探索阴历与阳历相结合的历算,从而把原始四分历发展到阴阳历相结合的新阶段。

    跨湖桥文化遗存的阳历敬授图还有很多,不胜枚举。仅就列举的这些例证也足以证明,跨湖桥人继承和发展了贾湖文化和皂市下层文化传来的伏羲卦数及其奠基的天文历法和其它民生实用科技,充分掌握了敬授阳历所需之天文观测和几何作图知识及技能,开发出彩陶和其它陶器纹饰技艺,并使之成为敬授阳历的一种重要技术手段,而为其它地区采用这种手段来发展阳历和推进阳历同阴历的结合奠定了坚实基础。尽管跨湖桥人的文化实体被海洋颠覆,但他们的物质文化、特别是精神文化,他们发展农业及其所需阳历、尤其是探索阴阳合历的成就,通过同长江中游地区诸如皂市下层文化之同期文化的交流,传到沅江流域,使那里的氏族直接继承和发展他们实行作物驯化和农具创新以争取农业为主、改进阳历而致力于阴阳历结合的事业,推动伏羲时代向神农时代、阳历向阴阳合历加速发展。

    分布在长江和黄河流域的几个农业起源中心,在距今9000-7500年间,先后以伏羲八卦为源头和基础开创出支撑其农业兴起的原始阳历及其它有关科技;这些当时最先进的科技在长江下游的跨湖桥文化中汇集起来,所形成的杂交优势导致该文化得以超时代发展,而率先进入社会发展的神农时代。其重要标志之一是,既有早晚相异之数字卦来对证《帝王世纪》等古籍记载的“神农重八卦之数,究八八之体为六十四卦”,又有早晚有别的授时图及其相关的天文历法科技来支持古籍所记载的神农“正四時之制”“神农立历日”。其早期历法还是伏羲时代的原始四分历,而晚期历法已处于伏羲时代之阳历向神农时代之初级阴阳合历的转变中。由此开始的这一历史性转变,逐渐得以在神农时代完成。由此,才有《周髀算经》所载“古者包羲、神农制作为历,度元之始,见三光未如其则” 之传说。

本文所据考古发掘报告

    F38.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陽賈湖》,科學出版社, 1999,200-464頁。

    F43.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跨湖桥》,文物出版社,2004年,25-373页。

    文所引用文献

    (1) 徐旭生: 《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 科學出版社, 1960年增訂本。

    (2) 丁山:《中國古代神話與宗教考》, 上海文藝出版社, 1988, 3-371頁。

    (3) 连劭名:《考古发现与先秦易学》,《周易研究》2003年第1期。

    (4)張政烺:《試釋周初青銅器銘文中的易卦》,《考古學報》1980年第4期﹐414-415頁。

    (5) 李学勤: 《周易经传溯源》,丽文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5,83-93页。

    (6) 徐中舒:《耒耜考》,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二本1分冊, 1930年。

    (7) 陳文華﹕《試論我國農具史上的幾個問題》﹐《考古學報》﹐19814期﹐407-425頁。

    (8) 汪寧生:《八卦起源》,《民族考古學論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145150頁。

    (9) 王志俊:《关中地区仰韶文化刻划符号综述》,《考古与文物》1080年第3期,14-21页。

    (10) 严文明:《农业发生与文明起源》,科学出版社,2000年,1-47页。

    (11) 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12-4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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