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的科学证明

试论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的科学证明

——同王巍先生商榷

邓宏海(hhdeng@yahoo.com

苏秉琦先生在其《中国文明起源新探》(1997)一书中“将中国历史的基本国情概括为‘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上万年的文明起步’”的概念框架。为核实这个框架,拙著《中国科技与文明的起源和进化》第2卷第1册将古籍记载的中国各族先民共同信奉的“文祖”——伏羲的神话传说及其相关人类学调查材料加以系统化,按其神话传说 商周祭典 史前习俗的上溯顺序,将其神话传说一一加以追根溯源,一直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早期先民的习俗,以其每一习俗相关的考古出土材料之系统化而成的实物证据链的充分验证,来在历史与逻辑顺序的一致中将其返朴归真成信史,从而使对中华文明的溯源能追踪到其最早的源头而还原其由起源到起步的真相。本文依据这些实物证据链,就如何证实“中华文明万年起步”的问题,求教于王巍先生和各位先进。

苏先生提出的“中华文明万年起步”的概念,同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这一 “口头禅”是相呼应的。幸好,近百年来、特别是近二十多年来开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以来,中国考古学者对一批批重大遗址开展了发掘和研究,使中国成为考古大国而积累有无比丰富的出土材料,为探索中华文明起源和进化奠定了无比深厚的数据基础王巍,2012。但是,这些中华文明探源问题的系统论证,不是单靠考古发掘材料的积累就可完成的。就像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论证之所以得到世界公认,不仅靠其古生物材料的收集,还要靠他系统化古生物材料积累所得到的古生物进化顺序与高等生物胚胎发育顺序的吻合一样,中国文明起源的系统论证,也需要对中国各地考古出土材料的系统研究。因此,我们用系统梳理新老材料构成的实物证据链来落实“中华文明万年起步”的概念,实际上是实证“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之说的初步尝试,希望能为此探源工程抛砖引玉。

一.“中华文明万年起步”概念的提出

“中华文明万年起步”的概念,是苏先生(1997)依据其梳理各地考古学文化的“三步曲”理论提出来的。他“提出中国国家起源问题可以概括为发展阶段的三部曲┅┅:古国-方国-帝国;┅┅关于古国时代,可以从“古文化-古城-古国的提出谈起”。他定义“古文化指原始文化;古城指┅┅大的中心聚落;古国指高于部落以上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由此,他的中华文明起步概念是指古文化向古城过渡而进化成古国的一个阶段,他举例说“七、八千年前阜新查海和赤峰地区兴隆洼文化反映的社会发展到了氏族向国家进化的转折点。所以文明起步超过万年”。他的这个“中华文明万年起步”概念,与恩格斯的文明定义和西方学者所用的文明概念可否兼容?这个文明的一般定义是否适用于中国?是否需要重新界定?这是本文首先要探讨的问题。

二.文明的科学定义与世界各古国文明

在摩尔根的《古代社会》(1877)对人类历史时期划分的基础上,恩格斯(2003)《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把人类进化历史划分为三个时代:“蒙昧时代——人类的幼稚时期,以顺应自然条件为特征;野蛮时代——基本上是原始氏族社会成长发展直到它的鼎盛时期;文明时代——由于文字的发明和应用于文献纪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这里,他把“文字的发明和应用”当作一般文明的最本质的特征,同摩尔根强调“文明社会始于标音字母的出现和用象形文字写文章”而将其定义为文明的主要标志是一致的。在恩格斯和摩尔根这个文明定义看来,只有通过文字来记录、贮存和交流,各个氏族世世代代的实践经验和点滴创新才能积累起来而产生更高级的创造发明,才能把各自的经验知识、发明创造和剩余资源汇集起来而形成大的中心聚落,从而走向形成古城乃至古国及其他文明特征的道路。

汉文中的“文明”二字,最早见于《易•乾》:“见龙在田,天下文明。” 孔颖达 疏,:“天下文明者,阳气在田,始生万物,故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 也最早见于《书•舜典》:“濬哲文明,温恭允塞。” 孔颖达疏:“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其实,真正最早的“文字出现在陶寺文化晚期(距今4000年左右)一扁壶上, 本身是竖写的数字卦“∧×”,确含古籍所载“经纬天地谓之文”的本义(F313)(见本书第一卷第四册)。这表明在古代中国人看来:自从传播阳历技术的文字使各地氏族懂得“敬授人时”而力争不误农时以来,中国社会便开始步入文明进化的历程了。显然,中国古人的这个土生土长的传统文明观,同恩格斯的文明定义不谋而合。

既然文字的发明和应用是氏族进化成国家的前提条件,那么,苏先生把“氏族向国家进化的转折”定义为“文明起步”,必以文字的发明和应用为前提。他总结中国各地考古学文化所归结的国家起源的过程,即由原始文化到大的中心聚落、到古城、到古国、再到方国以至王国的过程,实际上如本册第三章所述,是与卦数语文的进化过程,即由原始八卦到二进制数字卦、到五进制数字卦、到十进制数字卦、再到成熟文字以至符号卦的过程,相伴随而共处于协同进化之中;数字卦及其派生的卦象文字作为各地氏族共用的原文字,其所记录和传播的阳历、农业和尚象制器技术,对各地原始农业氏族的生存繁衍和复杂化进程生死攸关。在中国史前各地氏族“老死不相往来”的情况下,不像西亚同期文化那样有频繁的商品交换,只有靠卦数语文的记录和交流,才能把各地氏族求生的实践经验和点滴创新汇集起来形成像贾湖聚落那样大的中心聚落,从而向形成国家的方向进化。他举例的七、八千年前阜新查海和赤峰地区兴隆洼文化,之所以能以共同的物质和精神文化成就使各自的社会发展到了氏族向国家进化的转折点,就是因为奉行这种文化的各地居民当时使用了共同的文字——数字卦和卦象文字。对此,本册上述各章和本书第一卷第四册载有大量系统证据。由此看来,能否认识到数字卦和卦象文字作为中国史前各地居民共同文字行用七千年的历史事实,已成为中华文明探源研究的关键。

就因为国外学界迄今尚未认识到这个历史事实,一些西方学者以西亚和埃及古文明为范例,把有系统的文字、有青铜器生产工具和武器、有兼具防御和交易功能的城市、有大型宗教建筑物,定义为文明的基本特征,并以此作进入文明的标准,来限制中国文明起步时间。他们依照这些标准,在只承认殷商甲骨文为中国“系统的文字”的情况下,硬将中华文明史全长压缩在3400年的狭窄片段之内(王巍 2012),既同苏先生总结考古学文化所断定的“中华文明的万年起步”大相径庭,也与中国古史传说的“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相差悬殊。当然,他们这样贬损中华文明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国内主流学界也因迄今尚未认识到这个历史事实,为排除西方学者以文字标准对中国文明起源时间的限制,就只好对“文明”作重新界定。王巍先生(2012)提出文明形成的5个标志中,认为判断“文明”最关键的应是出现国家和王以及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严格的等级制度)。他这个提法,实际上同苏先生把“氏族向国家进化的转折”定义为“文明起步”的想法是一致的。他最近提出“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过程的7阶段”说法中(王巍 2013),也没涉及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但离开文字作为记录和交流理性思维、特别是交流技术经验和点滴创新之工具的协同进化,原始氏族自发地复杂化成国家,不仅在逻辑上不能成立,而且在人类进化史上也没有先例。

事实上,世界上的几大古代原生文明的起步都有其导致其文字起源与之相协同的机制。西亞兩流域和尼罗河流域的古文化,以对水资源危机的应付为开端而出現社会复杂化趋势。在这些地区,河水丰欠的周期性变化,对其食物生产起决定性﹑甚至限制作用。当时﹐各家各戶的耕作都需要分享周期性变化的水源和采用适当的灌溉技术,共同要求一位能掌握河水周期性变化規律和灌溉技术的人來当首領,享有众人所服从的权威來主持分配水源和适时适量灌溉,才能确保各家各戶的生存和繁衍。由此而逐渐形成国家的过程中,水源分配和其相应的赋税分担及其相关产品交换的发展对会计记账的需求日趋迫切,使文字的发明和应用趋势与国家组织形成和发展的趋势齐肩并进(Fagan 2001)。与它们不同,中国自然災害最多﹑周期性季节变化最显著的大陆性气候,对其境内动植物生起限制作用。这就决定了中国原始氏族社会的复杂化过程,就是改进气候资源危机之应付机制的过程。为应付季节变化带来的生存危机,每个氏族不可避免地把掌握季节变化周期的天文历法,当成维持其生存繁衍的头等要务而不得不效法掌握先进历法的氏族,由此而逐渐趋向李约瑟所说的局面:“自远古以來一直貫穿中国历史的一根红线是﹕历法由这个农业民族的帝王建立﹐受到其全体臣民的遵循。”Needham 1959) 因此,中国各地原始氏族向古城、古国乃至王国进化的过程,就是他们用共同的卦数语文来使各自的历法向先进看齐而在逐渐扩大的地域范围内实现多元一统之发展的过程。近些年来,随着对这几大原生文明的研究日趋展开,越来越多的出土材料揭示:一个地区本土的原始文化复杂化成文明社会的过程,必然是其国家起源与文字起源协同进化的过程;文明作为原始文化进化到相当阶段之后的物质和精神文化成就的总体,必然是其境内各地居民世世代代物质和精神生产成果,以其文字为媒介,经跨时间和跨地区地汇集和积累而成(Schmandt-Besserat 1996拱玉书2009)。因此,真正科学的国家起源研究是离不开文字起源研究的。

更重要的是,国家作为社会的上层建筑毕竟是受其经济基础和社会生产力所决定的。因此,氏族能否和如何向国家进化的决定性力量是它的社会生产力及其相应的生产关系;作为原始文化主体的氏族复杂化成国家主宰的文明社会的过程归根结底是旧石器时代生产方式大变革的过程,特别是其中作为生产力主体的技术和产业发生根本性变革的过程。作者在26年前出版的《新的农业革命》(1986)一书中,对技术和产业发展周期律作了论述:“自从人类祖先通过劳动使自己从猿类进化到人类以来直到现在,人类社会物质生产形态的分类和发展,都是按自然界物质运动形态发展的固有次序的分类和排列,螺旋式地一个周期接着一个周期地进行着。从物质生产形态的分类及其依次排列的顺序来看,人类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在这近三百万的历史长河中还没有完成三个大的周期。第一个周期,是从三百万年前人类用手打制最粗笨的石器从而宣告人类独立于猿群以来,直到发明弓矢使打猎成为正常产业。第二个周期,是从几万年前人类用手琢磨石器和编织织物从而宣告新石器时代开始以来,直到种植业和饲养业形成和发展以至在所有物质生产形态中占据统治地位。第三个周期,是从十八世纪三十年代英国工匠发明‘不用手指纺纱’的工具机从而宣告工业化时代开始以来,直到现在这个周期还在以现代社会生产的综合化(包括信息化、系统化、综合自动化和无废物化等)来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尾随产业综合化而来的是社会生产的生物化,它将宣告生物化时代的来临,从而标志着人类社会产业的发展进入第四个周期。”

从上述科技和产业发展周期规律来看,人类文明的起源和进化就是其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由第一周期转入第二周期的过程,即由采集自然物的生产方式转变为手工加工、改造和繁殖自然物的生产方式的过程。其第一与第二周期之间的临界点、即第二周期的起点,就是穿孔磨制石器技术的发明,其终结点就是手工农业生物科技发展到最大限度的传统农业。这第二周期的物质生产方式最本质的特征,是以人类的手工劳动来繁殖自然物,而被称之为农业化文明。比较世界各地区人类社会物质产业在第二周期的发展动态,中国境内的农业化文明的起源和进化一直处于世界最前列。尾随第二周期而来的第三周期是由英国人发明工具机技术而开启人类物质生产的机械化的进程,而被称之工业化文明。比较世界各地区人类社会物质产业在第三周期的发展动态,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文明的发展一直处于世界最前列。由此看来,中华文明的起源和进化过程实质上就是中国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由第一周期转入第二周期的过程,即由采集自然物的生产方式转变为手工加工、改造和繁殖自然物的生产方式,也就是其农业化文明的起源和进化一直处于世界最前列的过程。

三.中华文明起源和进化全过程的分期

依据迄今富积的考古出土材料,可把科技和产业发展周期律对中华文明的上述界定进一步落实到中华文明的起源和进化全过程的分期。既然穿孔磨制石器技术的发明是第二周期的起点,那么,迄今发现最早出现穿孔磨制石器的山顶洞人时代(距今2-1.8年)便是旧石器时代生产方式向新石器时代生产方式转变的起点,即中华文明起源的出发点;既然文字的发明和应用是文明的最本质特征,那么,二进制和五进制卦数文字开始出现和应用、包括贾湖文化在内的新石器时代早期、即其相当的伏羲时代(距今1-7500年),便是中华文明起步阶段的前期,随之而来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即其相当的神农时代(距今7500-6000年),在继续使用二进制、五进制数字卦的同时,发展出十进制数字卦为各地氏族作共同文字行用,就当是中华文明起步阶段的后期;既然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看来,生产手段决定社会形态,那么,发明和日益广泛使用铜器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和铜石并用时代,即其相当的黄帝时代和五帝时代(距今6000-4000年),便是初级文明阶段;制作和使用精致铜器的青铜时代和随后发明和日趋广泛使用铁器的铁器时代,即其相当的帝王时代,(距今4000-300年),应是成熟文明阶段。这样在逻辑和历史上完全一致的中华文明史分期,既具体落实了苏先生的“中华文明万年起步”概念,又把古史传说的“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的说法纳入实证的科学轨道,相信定能为创建科学的中华文明史、为实现炎黄子孙延续家谱的宿愿、为以中华民族创新能力的恢复来支撑中华复兴大业,开辟新的前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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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宏海1986. 新的农业革命[M],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 5-20.

邓宏海,2013.《中国科技与文明的起源和进化》第1卷第4册:人类文字同源新论:数字卦进化万年史【M】,待出版。

拱玉书、颜海英, 葛英会,2009. 苏美尔、埃及及中国古文字比较研究[M] 北京:科学出版社 144-170

摩尔根,路易斯亨利:古代社会[M](上)(下)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年, 1-11

Needham, J. (1959):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3, Cambridge Univ. Press, Cambridge, pp. 19-28, 55-60, 194, 253-293, 537-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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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巍,2012.经考古实证:中华文明5000年源头已初现轮廓[N], 人民日报海外版,07-19

王巍,2013.  中华文明万年奠基八千年起步形成多元一体格局【J/OL】,中国考古网,-0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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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单位:中国社科院技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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